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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中國上古時期的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發布

    發布時間:2022-08-24 09:37:14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韓寒 | 責任編輯:蘇向東

      二里頭遺址 資料照片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 科學出版社供圖

      西周青銅利簋,利簋上面的銘文記載了武王克商的信息??茖W出版社供圖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終于能向整個項目組、向社會、向廣大人民群眾交一份滿意的答卷了?!痹诳茖W出版社舉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新書首發式上,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長舒了一口氣。

    記者見到,這是一本黃褐色的厚重大書,封面上印著西周青銅“利簋”,546頁,共計83.6萬字。

    為了這本厚重的大書,不少人從青春年少熬到鬢髭皆白。于是,這本署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的大書,不僅浸潤著200余位專家的年華與心血,更象征著中國學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自身文明歷程的態度與精神。

    久違了,這份答卷

    為什么會有“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這份隨之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

    這要從中華文明的特征說起。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具有獨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延綿流傳、從未中斷。然而,我國古書上記載的上古確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開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溯就存在分歧。這成為我國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究竟有沒有夏代?夏、商、周三代的分野在什么時刻?千百年來,歷代學者不斷努力解答這個問題。然而,由于研究材料和手段有限,一些關鍵點上始終沒有突破。

    “20世紀初,疑古派率先對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方法提出疑問。隨后,以田野調查和發掘為特征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建立,取代了傳統的金石學研究,為夏商周文明的探索開辟了新途徑。計算機發明后,天文歷算進入了前人無法比擬的快捷精準時代。核物理引進考古學領域后,碳-14測年方法的應用對年代學研究是重大推動?!崩畈t回顧。

    據悉,碳元素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具有放射性的碳-14元素隨著光合作用進入生物體內,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衰變(經過5730±40年衰減為原來的一半)。當生物死亡后,體內的碳-14得不到補充,只能按照規律進行衰變。因此,根據生物遺骸體內碳-14減少的程度,可以計算出生物死亡的年代。只要獲得可靠的樣本,就可以推斷生物死亡時距今的年代。

    隨著年代數據校正手段的提升以及加速器質譜法(AMS)的出現,碳-14測年對高精度測量以及對微量樣品的測量成為可能。由此,對商周歷史紀年分歧作出科學的判斷,重估整個中國古代文明的時機來臨了。

    1995年,系統科學、系統工程及控制論專家,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的宋健倡議,“組織科學界聯合研究中國古代紀年問題”。次年5月16日,被列為“九五”計劃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之一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宣布啟動。

    作為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大型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充滿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交織的魅力。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仇士華告訴記者:“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第一條,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第二條,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法和AMS法的碳-14測年?!?/p>

    于是,一個統攝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等學科的“超級”學術工程誕生了,參與人員是來自全國32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單位的200余位專家。

    作為一個學術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于2000年結題,并發布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給出了西周列王年代、武王克商年份、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夏商分界界標、夏代始年等結論。

    那么,從“簡本”到這本編修而成的“繁本”報告,結題后的20多年,專家們做了哪些工作呢?

    “對夏、商前期和西周考古遺址進行進一步發掘,為先周文化和西周考古文化分期和編年提供新材料;建立河南龍山—新砦—二里頭—二里崗考古年代序列;進一步深化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校驗西周王年和金文歷譜?!崩畈t答。

    李伯謙回憶,根據簡本寫就的繁本報告初稿其實出來得很快,但將初稿交付給專家組,根據專家組意見對工程的9大課題、44個專題研究成果進行全面補充,“時間就漫長了,大約從2005年進行到了2016年底?!睌M出版的報告交給出版社時,時間已是2017年。經過對內容進行全面且精心的核實與校對,科學出版社才小心翼翼地將這本書交給大眾。

    因此,這份久違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是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全面綜合與總結,較為系統地反映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和重要新進展。

    穿越歷史的迷霧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總目標,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

    具體而言,有四個目標:其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個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其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我們所做的就是穿越歷史的迷霧,給夏、商、周的歷史與分界劃‘線’?!背鹗咳A這樣形容。

    關于西周,文獻記載頗為豐厚,而出土青銅器上的文字——金文,無疑是劃定王年的有力支撐。因此,工程專家們對西周列王在位時間的研究,內容頗為豐富。

    關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王年,學術界已有定論。共和之前,含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工程均給出了“擬年長歷表”。

    其中懿王元年的推定,較有代表性。古本《竹書紀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的記載,學者們認為,“天再旦”是一次日出之際發生的日食,“鄭”在西周都城鎬京附近的華縣。根據現代天文學方法,經對公元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進行全面計算,發現只有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鄭地造成“天再旦”的現場。由此,懿王元年被推定為公元前899年。

    《史記·周本紀》中有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描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距武王”“紂師皆倒兵以戰”“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這段描述,便是“武王克商”。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武王克商的年份,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謎題之一。它是商與周的分野,象征著一個王朝的終結和另一個王朝的開始。

    先輩學者也曾對這一年份做出探究,所依據的主要是“歷術推算”“證諸文獻、金文歷日”“累計王公之年”“回推天象”等方法,報告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了44種推斷。

    “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依據的,是對豐鎬遺址出土器物進行常規及AMS碳-14測年,與此同時,根據典籍記載進行天文推算,最后與青銅上的金文對照,得出最終結論。

    豐鎬遺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郊灃河兩岸,是文王遷徙定下來的都城,一直沿用到平王東遷洛邑,作為都城的歷史貫穿整個西周。

    為了獲得該遺址翔實的分期材料,承擔“夏商周斷代工程”“豐、鎬址分期與年代測定”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沛西工作隊,在當地進行了多次發掘,其中兩個地層為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依據。經過對相應地層出土器物進行測年,武王克商之年被限定在公元前1060年—前1000年之間。

    專家組在梳理了《尚書》《漢書》《國語》等典籍以及利簋上的銘文中關于武王克商的天象記載后,發現了“歲在鶉火”“歲星中天”等關鍵信息。根據天文計算逐層篩選,提出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或公元前1027年三個方案。因公元前1046年與西周金文歷譜銜接較好,也符合典籍中的多種描述,因此判斷,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之年。

    依照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思路,報告中專家組給出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三代積年如下: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一定會有質疑,但我們坦然面對質疑。爭議本身,也是學術向前發展的標志之一?!背鹗咳A說。

    中華文明從未斷裂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劉慶柱看來,“夏商周斷代工程”極其重要的一環,在于建立了有科學作為依據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

    報告顯示: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墓葬和青銅冶制作坊,出土了青銅器、玉器、陶器、石器和骨角器。依據對出土文物進行常規碳-14測年,二里頭遺址第一期在公元前1780—前1708年之間,第四期在公元前1557—前1512年之間。

    專家組認為,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出土遺物來看,二里頭遺址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當為一處都邑遺址,其延續時間,和典籍里提及的“斟鄩”作為夏代都邑的歷史相符合。而且,學界對二里頭文化是否代表了整個夏文化的發展過程尚無定論。換言之,二里頭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依據典籍里關于夏代積年的記載和天文推算,以及對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遺址出土的文物進行AMS碳-14測年,“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終于公元前1600年。

    這一結論,是對“夏代是否存在”等質疑的回應。

    劉慶柱回顧,國際學界長期對中華文明存在偏見——在19世紀傳教士足跡遍布中國時,他們認為中華文明是“西風東漸”的成果;在中國本土發現彩陶器后,他們認為彩陶是域外文明輸入中國的成果,直至夏鼐先生證明河南的仰韶文化早于甘肅的齊家文化,彩陶并非從新疆、甘肅輸入中原,這種觀念才被推翻;在甲骨文發現之前,西方并不承認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發現之后,又以沒有發現更早的文字為由,否定早商和夏代的存在。

    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對自身文明不斷發掘、證實,不斷體認的過程,劉慶柱感慨。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時期。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學“標尺”,于古文明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于建立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言,意義也不言而喻。

    “從現有的知識體系來看,工程使用的方法是科學的,得出的結論是公允的、值得信賴的?!眲c柱強調。

    因為常規碳-14測年、AMS碳-14測年、天文學推算、金文歷譜推算、典籍印證等方式相互結合,是多重證據法的運用,是可以重復的,可以被證實或者證偽的。而可以重復、可被證實或者證偽,正是科學的特征。

    “‘夏商周斷代工程’,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科學的方法論,對中國考古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建設,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眲c柱說。

    李伯謙說,他們希望,對夏、商、周文明的研究,能繼續深入下去。對于國內外同行的學術意見,他們給予認真關注。對于新發現、新觀念帶來的認識上的突破和新的研究前進,他們寄予熱切期待。

     (本報記者 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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