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綠色數據，助推文藝高質量發展

用綠色數據，助推文藝高質量發展

——從蔡徐坤微博刷量事件判決引發的圍觀說開去

這些天，“流量”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網友的關注。這源于早前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的一紙判決書。日前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該判決書，顯示2018年蔡徐坤一條微博轉發過億的刷量事件中，其幕后推手“星援APP”等的開發人蔡坤苗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后各大媒體紛紛發聲，批評粉絲文化滋生各種亂象，《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直接發文“‘一億轉發量’，你們也真敢刷”，痛斥流量造假；曾執導《鐵齒銅牙紀曉嵐》等電視劇的導演劉家成也在媒體發聲，表示“我不反對流量，但反對唯流量”。

一次刷量“爆雷”事件終于塵埃落定，本是相當嚴肅的事情，卻引起大量圍觀，并非沒有原因。在當年微博用戶量3億多的情況下，1億轉發量除了讓人咋舌，更讓人有一種看到笨賊當家的滑稽感，從而折射出某些娛樂藝人及其經紀公司對流量的變態迷戀和相關產業鏈的畸形——涉案的“星援APP”非法獲利近800萬元已然數目不小，而由虛假流量帶動的資本運作及其變現能力，從某些人敢于膽大妄為就可想而知。類似的刷分沖流量行為，在文娛行業里早已司空見慣，成為某些資本運作的標準操作，從選角、創作到劇目宣傳等，不鬧騰出一點上熱搜的事兒，幾乎就是“不刷流量的明星就不是好經紀”。

不妨回顧一下，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逐漸衍生出了點擊量、轉發量、閱評數等新的信息交互機制，既繼承了傳統媒體發行量、收視率等功能指標，也承載乃至構成了一種新型的評價模式。在健康良性的信息交互中，它們所形成的流量或大數據，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深度融合，對包括文化娛樂產業等在內的社會經濟繁榮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02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公布，首次明確數據成為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的五大生產要素之一。以刷分控評為代表的數據圍獵，以流量造假為手段的利益收割，近些年來愈演愈烈，不僅反映出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所占權重不斷加大的事實，同時更反映出當前進一步加強數據治理、用綠色數據推動綠色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對于文化藝術及文娛行業來說尤其如此。原因是，它們基本都屬于輕資產行業，價值導向、文化品牌、人力資源等占據十分核心的位置，本身偏向于“虛”，向“虛”求“實”至關重要。很難想象，一個以文藝創作生產為主業的企業不以作品立身而能通過虛幻、虛假的數據存續長久；而缺乏作品、不專注于作品的流量明星，再如何魔幻操作，終究只能成為資本流動的包裝盒，最終難免“用完就被扔垃圾桶”的下場。實際上，不少網友在圍觀中也紛紛吐槽，表示“被驚訝到了”，“居然沒有找到作品”；也有的網友對于某些明星經紀機構和應援團隊在豆瓣上養號刷分控評表示憤慨，或因某些作品被操控流量后名實不符而大失所望，表示“不再愛了”。凡此種種，隨之難免明星“掉粉”、平臺用戶流失，乃至虛假數據所到之處，“搞死一個又一個”，其破壞力是極大的。

直觀而言，虛假數據干擾了人們以作品或產品為中心的評價標準，干擾了生產與消費的精準匹配；更本質也更具破壞力的則是，當數據不再反映創作生產活動的真實情況，必然擾亂社會資源要素的健康有序配置，從而讓優秀作品或產品與優秀人才遭受可能的不公待遇，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在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的社會發展語境中，流量造假成為眾矢之的，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個人道德或法律問題，更代表了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維護自身發展權益的自覺共識。哪怕這種自覺共識尚未形成具有概括力的表述，一個個具體的聲音已經表明了態度——就像導演劉家成說“我不反對流量，但反對唯流量”，用綠色數據推動綠色發展，既是文藝領域和各行各業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我們共同的愿景。

用綠色數據推動綠色發展，不僅是必然趨勢，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文藝與數據的融合，亦復如是。在筆者看來，一要進一步加強立法，加大數據治理力度；二要引導行業及個人嚴格自律，做好“實體”；三是在技術層面進行相應的算法設計，如采用區塊鏈技術等，讓數據能更加獨立客觀，真實反映流量或評價的情況。